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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庆福楼中归去来

2018-11-07 17:23:50 江岚来源: 永定新闻网  责任编辑:   


庆福楼中归去来

江岚

美国,纽约上州。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。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,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、中央敞开的天井,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,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。

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。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,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,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,承受风云变幻,历经人世沧桑。

福建龙岩,原本偏远荒芜。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,辗转落脚到了那里。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,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,建起这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、椭圆形……大大小小的土楼。一座又一座,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,团结互助,自给自足。

永定区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,那栋四四方方的“庆福楼”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。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,这一座规模不算大,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,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。

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,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“庆福楼”高高的门槛,穿过楼前的晒坪,踏着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,背着行囊下南洋。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,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?他的脚步,曾经彷徨过吗?那个时候,他的长子次子,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,尚在幼年。或许,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,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;又或许,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,他也不会担忧太多。更何况,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,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,他根本没想过违背,或者迟疑。

于是曾祖父就走了,一去整整十年。在南洋,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,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,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?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?没有人知道。在家乡,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,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,奉养长辈,管束一双幼子?也没有人能告诉我。

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,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,且为人忠厚仗义,深得族人信任。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,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,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。在接下来的十年间,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,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,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、押运钱物返回。直到1942年以后,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,路上实在不太平,曾祖父才不再远行,留在土楼里领着子侄耕读持家。

1929年,我曾祖父母的幼女,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,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。当其时,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,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。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、卢兴邦、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,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,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。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:“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,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,往往仅有数里之路,本地人亦行不得。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,无以耕作,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,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。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,同样祸害农民,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(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)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。”

周围人心惶惶,土地大片荒芜,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,怀揣着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,看不到未来。1931年,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,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,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。

而在家乡,绑票、暗杀、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,匪患愈演愈烈,终于波及到我家。据我小姑婆回忆,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,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。一个陌生人给“庆福楼”送来一封信,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。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小姐,索要三百银元赎金。苏家无力偿付,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。因为这位苏大小姐,正是为我祖父订下,而未曾过门的媳妇。

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,赎出苏大小姐并将她接回了“庆福楼”。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,数日风餐露宿,担惊受怕,已经病骨支离,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。

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,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,提出让他家二小姐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,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。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,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,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。祖父见信后回复道,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,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。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。

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,见金家五小姐与我祖父年貌相当,便出面保了这个媒。金家五小姐上过新学,不仅识文断字,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。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,便是我的祖母。

1936年,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。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、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,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。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。我祖母容颜端丽,态度斯文,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,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。

一时间“庆福楼”中父母儿女、兄弟姐妹、祖孙子媳大团圆,那是“庆福楼”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。家父这一年大约五、六岁光景,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,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,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,只是觉得新奇有趣,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。

假期结束,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,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。不久,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,“庆福楼”就冷清了,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,我的小姑婆。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,在彼处成亲、生儿育女,再也没有机会回来。

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,一路烧杀抢掠。历史的动荡颠簸里,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,在广西境内柳州、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,期间我的二叔、小叔、小姑姑相继出生,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。解放初期,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,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而在永定的老家,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,嫁入巫家,离开了“庆福楼”,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。五十年代中期,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,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。从此,“庆福楼”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。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,傍着青山绿野,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。

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,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,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,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,挣钱帮补家用。其间捉襟见肘之处,不难想见。

家父在广州,大学毕业之前受到“反右”运动的冲击,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“劳动改造”。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,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。蒙我外祖父通达,两人于1967年成婚。

我出生之前数月,曾祖母谢世,安葬于桂林。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,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,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,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。到我两岁,家母也被下放,我则被留在桂林,跟着祖父母长大。

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,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,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,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《江氏家谱》。他说,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“永溪”。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,我是江氏的“永”字辈,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,叫“南溪”。

从。?乩砭湍畈缓。尤其是各地物产,地形特征什么的,简直束手无策。可是对于“永定”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,一下子就记住了,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。

祖父说,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,配上五花肉,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;他指着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,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“永春”,是书源叔公的长孙,我的堂兄;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,眼睛嘴巴都会动,还分生旦净丑……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,如一种相思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在心头平稳地,缓慢地,悄无声息地流动。

可不知为什么,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,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“老屋”,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,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“房舍”的东西都大不一样,后来要成为“世界物质文化遗产”一分子的独特建筑。

想来“乡愁”之於游子,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,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。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“家”,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。至于“家”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,是茅屋还是“世界物质遗产”,倒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
七十年代末期,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,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,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。家父与众位叔叔、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,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。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,不能请长假随行。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,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。祖父说,我也应该回去看看,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,却不能不回去,人人如此,这也是老规矩。

上初二那年,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,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。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,是我陪侍在侧,深得叔公钟爱。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,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。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,交通并不便利。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,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,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。此后,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,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:今年暑假回来吧?如此我考完高中,又要考大学,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,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,我仍然无法成行。垂危的病榻之上,祖父对我说,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,亦无憾恨。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,将来有机会,要回老家去。

祖父过世之后,我一路读书,一路走,书读得越多,人也走得越远,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,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。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,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。

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,没有人再唤我“永溪”,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。我和老家的距离,有一阵子很远很远,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。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,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,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。

直到1999年,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,那个很寻常,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,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。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,然后,他说出一句话,语气非常慈爱温和,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:“孩子,我是你的叔公。”

——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,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,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。

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,毕业后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,49年移居台北,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。找到我的时候,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,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。

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。在他手里,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,印刷精美的杂志,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。

指点着封面图片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,际臣叔公告诉我,这就是老家,这就是土楼。六十年代初,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,还以为是核反应堆,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,随后,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、结构巧妙,引来举世瞩目。

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,叔公慢慢告诉我,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“水尾楼”,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“庆福楼”,也包括他家圆形的“天一楼”。这是第一次,远远地,惊异而:?,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“乡下老屋”。老家从:?岳氲母拍钪幸幌伦犹?殉隼,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——山依楼旁,水过楼前,家在楼中。水因山而添灵秀,山因楼而增雄浑,楼因人而有了灵魂。

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,古老的“庆福楼”也远远地看见了我。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,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,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,越来越生动,越来越清晰。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,知道乡下修了大路,知道龙岩有了飞机。淮拥缁袄,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,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……庆福楼和南溪,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,越来越近了。

本来,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。不仅要回永定,还要去缅甸、马来西亚,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。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,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。

2006年春,我收到“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”活动的邀请函,看到行程表上“龙岩”两个字赫然在目,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,立刻决定要回去。

终于回来了。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,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、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。老家的姑姑伯伯、兄弟姐妹,明明素未谋面,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,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。两万余座土楼,说多不多,说少也绝对不少,可只要我报上姓名,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。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,所谓“根”,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,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。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,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。

终于回来了。丽明姑姑陪着我,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,沿我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离乡的足迹,走进湖坑镇,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庆松叔。庆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,与土楼隔水相对,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,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。踏上去,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剎那,我呀地叫出声来,焦急的心随即妥贴:。?迷诘亩荚谡舛?任,多好。

其实从来没见过,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,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,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。我一步步走近,“庆福楼”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:“庆由善积,福自天申”。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,庆福,庆福,是吉庆有余,福祚绵长吗,是吗?是吗?当土楼落成之日,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,是怎样的心情?简简单单的“庆福”二字里,包含着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,怎样深厚的祝福?

穿过晒坪,一脚迈进门槛,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,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。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。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,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,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;楼上,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,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;小姑婆的闺房里,她顶着红盖头起身,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;回廊上,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,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;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,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……

上下三层楼,二十四间房,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,笑语喧哗,顿时热闹起来。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,威严与亲切,久远与此刻,列祖列宗与我,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,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。

终于回来了。土楼对面葱鬱的山坡上,曾祖父长眠的墓前,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,在碑前为我祝祷:“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,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。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,健康幸福。”

我俯伏祭拜,视线在那一刻一片:。

高头乡的江氏宗祠,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,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,我焚香跪拜以告:我回来了。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、伯母满是老茧的手,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:我回来了。离开永定,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,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,我泪流满面——我回来了。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,我到底回来了。无论走得多远,无论定居何处,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,代代如此,人人如此,这是老规矩。

常听人说,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,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,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,都注重教育,都坚忍、勤奋而刻苦。然而,犹太人是没有根的,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、美丽、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。根深而叶茂,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,情感上的归依。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,血脉就此重新相连。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,源源不断,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,生生不息。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。?还芑褂卸嗌偌渥,这一握传递的暖意,从此将不会消散。

难于蜀道的闽道,现今已是通途。在我回去之前,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。后来,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、我弟弟,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,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。

客家土楼,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,如今之于世界,是受到特殊保护的“物质文化遗产”。于我,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,它总是在那里的。栉风沐雨百数年的“庆福楼”,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,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,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。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,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,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图片或者再听人说起,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“庆福楼”的故事。

“庆福楼”。从此,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,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——山依楼旁,水过楼前,根在楼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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